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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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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,不料与他的手指碰在一起,头一抬,我和他的目光碰上了。

    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,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靠得是这么近。这时,我低下了头,听见自己很轻的声音在说:“我快到家了。你请回吧!”

    他点点头,说,“你还有一段路,别走小路。不用害怕。什么都是注定的,要逃要躲,效果不会太大。”

    我背着书包,转身往坡下走,没有回头,直到肯定他再也看不见我时,才停下来想,他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?

    如果我回过头去,历史老师一定仍然站在路上目送我下坡。只要我朝回走,走近他,我一定能看见他的脸上那只有我能看见的悲伤,他的性格不许他讲出来。假若我能体谅别人,假若他能直接向我说出来,或许我们能彼此心灵靠近。

    而我正被自己内心的欲望折磨着,盼望他握住我的手,把我抱在怀中,亲吻我。

    母亲从未在我的脸上亲吻,父亲也没有,家里姐姐哥哥也没有这种举动。如果我在梦中被人亲吻,我总会惊叫起来,我一定是太渴望这种身体语言的安抚了。每次我被人欺辱,如果有人把我搂在怀里,哪怕轻轻拍拍我的背抚摩我的头,我就会忘却屈辱,但我的亲人从未这样对待过我。这里的居民,除了在床上,不会有抚摩、亲吻、拥抱之类的动作。没有皮肤的接触,他们好像无所谓,而我就不行。我只能暗暗回忆在梦中被人亲吻的滋味,就这一点,就证明我不正常。

    历史老师没有,几乎没有碰过我任何部位的皮肤,可能他也害怕。

    4

    退水后,又长又宽的岸滩,沙泥里混着鹅卵碎石,趸船跟着水面下沉,锈黄钢缆绷紧在地面。被波浪凿打得伤痕累累的大礁石,狰狞地立在江水中。在涨水时让水手胆寒的巨石,退水时变成一个形如乌龟的小岛。

    每年夏天,远远近近的人,都到江边较平缓的石滩地段去洗澡。我们不说游泳而说洗澡。下江洗澡的人,翻动着或凸或扁的肚皮,与江水游耍着。精瘦的小男孩们,打水仗,扔沙弹,一律光着身子。泊在驳船边的货船上的水手们,热得发慌,黑亮着一身皮肉,栽个迷头,泡进一江黄汤里。对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私人浴室厕所的人来讲,有一江水,不管何种颜色,怎样折腾都是福气。长江从上游高原奔流到四川盆地中央,在重庆这一段,水势已经不太急湍。但每年夏天江里仍旧淹死不少人。很多是洗澡特胆大的,也有船翻扣毙在江里的,被谋害扔到江里的,当然也有对这个人世满腔怨恨一头栽下水的。死得再光彩,走得再冤枉,都一样,长江绝不会被填满。

    “快走喽,看水打棒!”满街满院吼声像锣鼓。几条街上的人,趿着拖鞋,捧着饭碗,顺坡跑向江边。

    看死尸,是南岸人日复一日刻板生活少有的乐趣。在弹子石渡口下端的回水沱边,有个锯木厂。那儿水缓,岩石高,锯屑总把那一段江水搅成一种怪怪的浓汤。尸体沾裹着木屑,颜色不明不白,肿胀得像一段树木,很难辨认出淹死的是什么人。他们的衣服裤子早就被水流冲走,或是别扭地裹在身体某一段,虽然几乎赤裸,却不易看出男女。不过,只要奔来围观的人中有亲人或仇人,泡得发紫的脸,七窍里就会流出鲜红的血。

    可惜,淹毙者“认亲认仇”的可能性不大。大部分尸体,从上游不知几十几百里外漂来,如果不在这肮脏的江湾靠岸,就会再漂上几百里几千里,到更远的异乡。但是,如果他们漂到岸边的时间,在淹死七天之内,还会维持最后一个性别特征:女的仰着,男的俯着。我开始知晓男女之事后,想起这些不幸者,心禁不住怦然一动:江水泡得那些男男女女肉烂骨销,不就是在拥抱他们,给他们最后的爱抚,性的爱抚?

    在这幢斜顶楼两层的办公室里,我感觉到夜色紫里泛蓝,残留白昼的热气,附近水田里的蛙鸣把亮火虫吹出树丛,耀眼地飞舞。

    当我一开口对历史老师说话,就感到高兴,他喝着茶,不时眯着眼睛瞅我。

    三哥在江边洗澡的人堆里,又瘦又黑。母亲老是数落三哥:“你不要命,我还要你的命。”三哥的耳朵不进油盐,哪听母亲的?他的命是轻轻拈来的,随随便便耍的,我从来没见他破一点皮。

    三哥身后老有两三个淌着鼻涕的小破孩儿,不管三哥理不理睬,仍涎着脸,提着松垮的裤衩,赤脚跟着他们的英雄。

    大姐的第一个女儿还只有两个月时,三哥看着婴儿粉红的脸蛋好耍,趁打瞌睡的大姐不防,偷偷把婴儿抱下江去。他撒开手,让婴儿在江水中自个儿扑腾。大姐忽有所感地惊醒过来,跳下床,院内院外找得呼天抢地,看见三哥托着婴儿回来,湿淋淋的衣服还滴着水,头上沾着一根黄蔫蔫的稻草。“她不用教就会游。”三哥说,不把大姐的怒吼当一回事。

    母亲气得脸色煞白,但也没有动手打他,晚饭照旧给他多添了一碗。

    “水打棒,早晚的事。”大姐恨着母亲,臭骂三哥。

    三哥瞪了一眼大姐,耸耸鼻子,就窜出院门,溜个没影了,准是下江去洗回头澡。

    “老三,你回来。”母亲着急地叫道,“孤头鸟,没良心的家什。”

    我的脚不听使唤,往堂屋外走。母亲一清二楚地对我说:“六六,你不许跟着去!”她急急收拾一个自己手缝的布包,里面装了换洗衣服和咸菜,赶回厂里去。她一周回来一次,总忘不了把我打整一番:绝对不准下江洗澡,单独一个人更不行,到江边看在岸边耍也不行。水里会伸出手爪,抛出套子。水不认好人,更要抓娃儿。

    从我能听懂话能走路,母亲便不断地说水的可怕。我这个江边长大的船工的女儿,竟然从未学过游泳。沿江住的男孩女孩,没有一个不是好水性。而我,也从来不是个听话的孩子,偏偏听进了母亲不准下水的话。

    我害怕渡江,说不出来的怕。尤其是节假日,人多,像牲口挤着,舱顶有救生衣,翻船往往就一眨眼工夫,谁能抢到救生衣?有次我下坡准备过江,正看见渡船翻在江中心:一江都是黑乎乎的脑袋,像皮球浮在发怒的江水中,一冒一沉,吓得我在坡上坐了下来。

    历史老师没像平时那样,听我说下去,而是笑话我怕水,不敢游泳,说我喜欢给自己找借口。他说,游泳很简单。女孩子学蛙泳好看,说着他站起来,走向我。绕着我走了半圈,从背后抓着我的双臂,我的皮肤即刻火烧火燎。他的手大而温暖,非常有力。让我的手向前伸直,随着他的手一起划动。他的神态很坦然,以致他挨着我的后背时,我都没觉察出他的心眼。

    突然明白后,我脸一下红了,气恼地甩开他的手,退后一步。

    他板着脸说,你不想学就算了。

    房间里真静,我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。过了好几秒钟,我什么也未等到。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次小傻瓜,就往门口走。

    “不多待一会?”

    “不。”我说着走到门口,把办公室门的把手握住,“我把这门关上?”

    “不用关。”他仍站在原处。

    拉着书包带子,我转过身勉强笑了笑。他没动,两眼专注地看着我。“想来就来,要不要我送?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不。”我说完,长叹一口气,仿佛想把胸中的抑郁怅惘吐个干净。

    我走出那幢楼好远,眼里噙满泪水,他可能根本就不喜欢我,也可能就是有意玩弄我,就像小说里那种男人,骗女人上当,然后把女人抛弃。

    他就是那样的男人!我在回家的路上把他恨死,决定今后再也不理他了。但在晚上躺上床时,我禁不住又想着他,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逃跑?是我不对。我抚摩自己的脸,想象是他的手,顺着嘴唇,脖颈朝下滑,我的手探入内衣触到自己的乳房,触电般闪开,但又被吸了回去,继续朝身体下探进,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传遍全身,我闭上了眼睛。

    整个白天,我在努力拒绝回想与他在一起的情景,没有想过他一分钟。黑夜笼罩,一切归于寂静,历史老师的形象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    如果那会儿他动手抱住我,我会怎么样,挣扎还是顺从?

    我的脸红着,耳朵里老鼠在楼板夹层跑动,天窗外不知是哪家的婴儿在委委屈屈地啼哭。过了一阵,堂屋里有人在咳嗽。我轻脚轻手在床上坐起来,咳嗽声就停了,一躺下,那声音又响起,故意不让我睡觉似的。

    堂屋有个樟木棺材,又重又大,是我家对门邻居程光头为他的老母亲做成的,用了他一个长工休假。棺材比我的年龄还大,我还在满地爬时,就在最里端的石墙一边搁着了,冷冷冰冰的,有一张不够长的塑料布搭在上面挡灰。里面堆了陈年谷糠壳,不知谁把一个不下蛋的母鸡放在里面,一睡就是几个星期,弄得程光头站在天井,叉腰跺脚骂爹骂娘。鸡主人忌讳骂棺材会落得晦气,但也迎着程光头对骂开了,好像是他的鸡受了委屈。

    程光头是驳船上的伙夫,船停在江北维修,放假回家。清晨打太极拳,夜晚拉二胡,都是看不得听不得的水平。他爱摸自己剃剪的光头,不等头发长出,就要用剃刀仔细地刮掉。每回从船上回家,还未到院门口,就开始叫起“妈,妈”,一直叫进院门,跨入堂屋右侧自家门老母亲跟前才停止。他的父亲在日本人空袭重庆时丧命,母亲才三十出头,未改嫁,两只三寸小脚,独撑着一艘打鱼船在嘉陵江上,把他拉扯成人。母亲如今已是七十奔八十的人,病病歪歪,大都在屋里躺着。

    婆媳不合,在这条街是家常便饭。可他家的情形有点特殊。他太有孝心了,半夜也会从老婆床上跑到母亲床前,帮母亲掖被子,怕母亲受凉。老婆后来受不了,一气之下住进纱厂集体宿舍。院子里的人听见“妈,妈”的叫声响起,就上前搭讪:“哟,孝子回来啦。”他笑嘻嘻地点点头。

    盖得严严的棺材,母鸡在里面没有闷死也是怪事一桩。“文革”中程光头做过工宣队,去过北京,参观过先进经验,回来后津津乐道,是我们这一带最见过世面的人。那几年他把棺材搬回自家半截敞开的阁楼上。堂屋贴满语录、“忠”字、伟大领袖的画像。一大早他指挥院里人向伟大领袖做请示汇报,没有人敢不来。那时我还未上小学,我不会唱歌,声音细而尖。

    除夕夜的饭菜太香,穷人家平时吃得节俭,过年还是有好吃的,藕炖肉骨头,盐炒花生米,特别是凉拌红萝卜丝,上面浇了平时不会有的香喷喷辣滋滋的辣椒油。但母亲不管我们有多馋,都不让我们先动筷子,通通赶出房间,让我们在冷飕飕的堂屋或天井站着。她一人在房内,天知道在干些什么,嘴里心里念叨着什么。母亲说不这样,祖先会不高兴。

    “祖先都不在了,啷个会知道?”我不识好歹,姐姐哥哥们都闭嘴不说,我偏要说。

    “乱讲,祖先这阵子就在我们边上站着。”母亲瞪了我一眼。

    等一家人可以坐拢在桌前,母亲指着桌上碗筷说:“你们看,刚才筷子头朝外,现在头朝里了,祖先来过了。”

    “来过了。”四姐附和。

    “六六,你拿筷子改不改?”母亲逮住了我。我举着筷子,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茫然状。

    “你看,筷子不能握在头上,在头上,你以后会离家远走,再也回不来。你拿近点,这样就总会待在父母身边。”

    我的手移到筷子中部。

    “不行,这样也不对,你耳朵生翅膀了,总听不见我的话?不能叉开筷子,叉开了,你守不住钱,会一辈子穷。像这样,拿稳,大拇指和二指压在一块。看你,教都教不转,得了,你今天先吃饭,明天给妈改过来。”

    姐姐哥哥端着饭碗,埋头吃他们的饭,像未听见一样。

    一到清明节,父亲有时一人,有时也带上我和五哥去山坡挖清明菜。小心摘,留住根。他说这样明年我们还可以摘到,饿肚子那几年就是连根也吃了,到现在野菜越来越难找。

    这种野菜,奇怪极了,只在清明节前鲜嫩嫩,过了节就显出老相,即使是清晨露珠亮亮地滚动在菜叶上,也那样,有点像女人的生命。它叶不大,也不宽厚,生有一层淡白色的毛,茸茸的,一小棵一小棵。用清水洗净后,切碎,放入和好的面粉里搅混,用手拍扁,一个挨着一个,放在炒菜用的铁锅边上。待锅底水干,便揭开盖,把锅倾斜地在灶上转动。熟的清明菜有股清香,粘粘连连的,有个好听的名字:清明粑。

    父亲叫我们吃清明粑时别说话,他的严肃劲和母亲祭祖先时不一样,有种让我们畏惧的东西。父亲远离家乡浙江,在战火连连、生死未卜的行军途中,遇到乡亲,才知道父母早已去世,他的祖先之魂,太远了一些,不容易召到漂流他乡的儿子身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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