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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太平;“治主”可以巩固这种局面;“存主”可以保住江山;“衰主”如果国家不发生灾难可以勉强保住安全,有难就危险了;“危主”没有国难就谢天谢地了,有难必是亡国;“亡主”则必亡无疑了。]

    “九风”是什么意思呢?

    君臣之间亲近有礼,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政见但仍然和睦相处,互相谦让,不争名夺利,勤勤恳恳为国效力,不互相埋怨,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。这是“理国之风”——国家大治的象征[尹文子说:“上级领导不压制下属,下属不冒犯上级,上下融洽,就能做到令行禁止,人人无私。在这种风尚下,虽然经受艰难险阻的考验,国家仍可坚如盘石,不会受到敌国的侵犯。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”]。

    礼教风尚不能统一,当官的不受敬重,基层官员攻击国家的弊病,平民百姓议论纷纷,这是“衰国之风”——国家衰败的象征[尹文子说:“国王虽然年迈还养着许多嫔妃,子孙不多,有势力的宗族被疏远,这是国家衰败的表现]。

    君臣互相争荣誉,朝中大臣争功劳,士大夫争名声,老百姓争私利,这是“乖国之风”——众叛亲离的象征。

    上层官员私欲泛滥,下层官员作恶多端,法规不稳定,政出多门,这是“乱国之风”——国家动乱的象征[尹文子说:“国王宠幸大臣,大臣只爱君王,国家的法律废弛,人欲横流,这是乱国的表现”]。

    把奢侈误以为繁荣,把骄纵误以为高贵,把自由散慢误以为开明,遵守礼义的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,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是固步自封,这是“荒国之风”——国家荒淫的象征[晋代崇尚玄虚、轻浮,所以引起了五胡乱中华,就是历史的明证]。

    把苛捐杂税当作精明,为国家服务是为了捞取好处,把宰割老百姓当作能耐,把溜须拍马当作忠诚,这是“叛国之风”——国家叛乱的象征[叔向说:

    “大臣只想着奉禄,就是不进忠言,亲信的随从怕得罪上司不敢说真活,下面的真实情况反映不到中央,这是最大的隐患]。

    上下隔阂,内外猜疑,小官员争着讨上司的欢心,当大官的争夺权力,这是“危国之风”——国家危亡的象征。

    上级官员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,下面的群众也不向上反映意见,老婆怎么说就怎么办,国家的法律不执行,而是各搞各的,这是“亡国之风”——

    国家灭亡的象征。

    [尹文子说:“国家贫困衰弱,私人出现了富户大家;国王的权力削弱,大臣的势力增强,这就是亡国的征兆;宫廷内没有专宠一人的现象,朝廷里没有宠幸的弄臣,家族人丁兴旺,长幼有序,这是国家昌盛繁荣的表志;农事活动适时,粮食储存厚实,军队精锐,疆土治理得很好,这是强国的特征。”

    文子说:“动乱的国家看上去好象很热闹;安定的国家看上好象很空虚;灭亡的国家好象匾乏不足;图存的国家好象过剩有余。空虚不是没有人,而是因为人人都在岗位上;热闹不是人丁多,而是因为都在追逐蝇头小利;有余不是财力富余,而是因为寡欲少事;不足不是市场无货,而是因为人们虽然收入少,但是各种税赋却很多。]

    什么是“四乱”呢?

    管仲说:“家中有疑忌正室的小妾,这是家乱;庶子疑忌嫡子,这是宗乱;朝廷里有疑忌宰相的大臣,这是国乱;任命的官员昏庸无能,这是众乱。”

    [所以说:“确立谁为天子时,不能引起各地诸侯的疑虑;分封王侯的时候,不能让朝中大夫疑虑;立正妻的时候,不能让妾疑忌;立嫡子的时候,不能让庶子疑忌。一有疑忌就要有所行动,不分正偏、长幼就要争斗,没有秩序就会互相伤害。因此把同一职务任命给两个大臣,国家必然发生动乱,没有发生动乱是因为国王还健在,依靠国王平息纷争,大臣们有所畏惧,还不敢乱来。国王一死,必乱无疑。同时立两个嫡子的情况也一样。另外,大臣疑忌国王,没有不危害国家的;庶子疑忌家长,没有不危害家庭的。”]

    什么是“四危”呢?

    管仲又说:“国家的危险表现在四个方面:一是公卿和相国得不到群众的拥护;二是大臣们不能同心协力;三是统帅军队的元帅不足以引起敌人的畏惧;四是人民不关心生产。这就是识别天下大乱或天下大治的标准。

    “凡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,法策、法规严明,赏罚必定兑现的,虽然不用多少宣传口号,大势所趋,国家自然能达到大治;法令、策略不明,赏罚又不兑现的,即使天天发号召,也必然要大乱。”

    [管仲说:“治国有三种武器,乱国有六种隐患。英明的国王如果能战胜这六种隐患,掌握这三种武器,国家必然会得到治理。昏君不能战胜六种隐患,掌握三种武器,所以致使国家动乱。三种武器是什么呢?一是号令,二是刑罚,三是俸禄和赏赐。什么是六种隐患呢?一是亲信,二是宾师(没有官职而被国王敬重的人),三是行贿的人,四是女色,五是善于钻营的小人,六是陪你玩赏的人。三种武器有什么功用呢?没有号令不能驱使臣民;没有刑罚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威摄力量;没有赏禄不能鼓舞人效命。六种隐患为什么会导致败亡呢?这六种人虽然不服从法令也可以安然无羔,虽然犯了法也可以逃避法网,虽然没有功也可以发财致富。一个国家,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,就不能让下边的人服从号令;有违法不究的人,法律就没有了尊严;有无功受禄的人,奖赏和薪水就不起作用。这样一来,当国王就失去了坐稳江山的武器。]

    因此可以说,体制、风尚构成了治理的格局,体制合理,顺其自然,国家就不会发生动乱。相反,即使手忙脚乱,也不会治理好。尧舜垂拱,无为而治,都显得雍容有余,因为其体制是治理的格局;胡亥、王莽奔驰忙碌,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乱,因为其体制就是致乱的格局。

    商鞅说:“政策法令,是人民的生命,国家的根本。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,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变成一百个,而是由于兔子的所有权还没有确定。卖兔子的人市场上到处都有,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,因为归谁所有已经明确。由此可以知道,确定名分(解决所有权),是治国的基本原则。名分不确定,所有权不明确,势必要发生混乱。如果体制是治理的体制,想乱也乱不了。体制是混乱的体制,想治也治不了。是混乱的体制,越治越乱。是治理的体制,治理就很容易了。所以圣人只治理具备治理体制的国家,不治理其体制就是动乱根源的国家。圣人为人民群众制定法律,一定要让老百姓对法律明白易知,通俗易懂,人人都能做到。所以在圣人建立的国家里,没有因犯法而被杀的。倒不是该杀不杀,而是因为人人守法,人人避祸就福,人人自我教育。英明的君主以根本体制为基础治国,所以才会出现天下大治的盛世。”]

    因此,我们说,善于治理国家的人,是在改造国家体制上下功夫,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。所以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,而后颁布命令,天下就会实现大治。

    [左传)说:“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,必然会有许多政策制度出台。”

    杜预解释说:“这里的意思是变法频繁。”]

    结论:能够匡扶世道人心、辅佐国家大政的权臣,务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,精通成败的奥秘,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乱的体制根源,通晓各级领导的任用和罢兔的规矩,再加上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迷惑,遇到疑难、棘手的问题能断决——做为君王的辅相,古住今来,没有不首先从这里做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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