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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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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醒来掏出枕下的手表一看,才清晨五点,天却已经大亮了。我清楚地记得夜里的梦,近段时间我的梦夜夜重温:一幢旧房子大木门外带斜坡的空地,很安静的夜里。穿黑衣的守灵人,看不清是男是女,在一个棺木旁边跪着。守灵人背对我,铁皮壳的煤汽灯,还有一盏燃着灯线的菜油灯,灯光都很淡,风吹得一摇一摆。没有哭声,也不说话,但我感到我和守灵人彼此熟悉,我在这人身后跪下,再三伏地揖拜。一旁的白花在凋落,像纸钱一样飘落,随着风声聚集在我的脚下。

    那棺木里的人肯定和我有关系,而且关系不同一般。是谁呢?

    我的母亲七十六岁,一直多病,但还顽强地活着。我父亲两年前老而寿终,骨灰一直放在家里,在2000年8月骨灰才安葬在莲花山,也就是五个月前,细雨纷纷,山上云雾缭绕,松竹茂盛。我和姐姐哥哥们一长排恭立在父亲的新墓前。作道事的老先生,让我们转过身,掀起后衣角接他远远扔来的米粒,据称接得多的,祖先在天格外保佑,财源滚滚。果然我接得多,大家轰然祝贺我,像中了彩票小奖。我回家却把这把米好好地做了一顿粥,让父亲的灵魂多溶一些在我的血里。

    而五个月后,就是这天清晨,2001年1月18日清晨,我独自一人躺在德里的帝国旅馆,我都不敢睁开眼去看,怕一睁开眼,那残留的梦痕会一扫而净。如果棺木里是父亲,那他想通过这个梦传递给我不让别人知道的信息。父亲眼睛有病,在我生下后,就不能在船上继续做水手,在我长成一个少女后,就是一个盲人。盲人和我所不知的世界相通,他的嗅觉、听觉、感觉、触感,胜过正常人。不在人世的父亲,看见在德里的我,知道我陷在迷津里,他会让善人给我帮助,他会不惜跨过生死之界,给我一只手。

    我要去的世界当然在旅馆之外,附近几条街还是很干净,绿树成荫,玻璃墙面的摩天大楼互相反映堂皇,与全世界有面子的大城市一模一样,现代得可爱。往北走,到康诺特圆环,才杂乱起来,印度起来。

    到德里老城区,旧德里,方觉得来到一个有自己历史的地方:一股强悍的生命之气,磅礴而来。这个印度17世纪的首都,残存的赭色城门、窄小灰暗的巷道间,都能引出煌煌然闪光的伊斯兰教寺庙建筑。到处是兜售鲜花的小摊,串串叠叠,七八种花色不太有顺序地放在大竹箕上,水珠新鲜晶莹。各种颜色的辣椒香料摊,则是玻璃瓶子、木箱、麻袋整齐陈列,香味浓郁。

    我最喜欢那些瓶子,每看到新鲜的色彩,我都驻足观望几秒钟。女人艳丽的沙丽,男人素洁的头巾,还有他们从头到脚闪光的银饰,害得我手痒痒的,想去摸一下,沾一下那快乐。蓝得透明的天,将心气掀得大大的,可以装下任何生猛的色彩。每年10月至第二年3月季节好,气温好,不太热也不太冷,不会如雨季涨水,也不如旱季热得焦心。

    现在是一月,苏菲真是会选时间。

    看来是旅游旺季,一街人,外国人,外省人,满是走路左望右望的人,挤在街上,加上黄牛白牛与自行车三轮车挤道。披着棉布或丝绸的小商小贩,面含微笑,手拿着玻璃石头银器的项链,跟着游人,劝人买这买那。“不买?”“没问题,拜拜。”高高兴兴走开追下一个。印度英语听起来像含了枚印度橄榄舍不得吐掉。印度这个地方,至少有一点好:我生平第一次不必为自己乱七八糟的英文脸红。于是满街都在含橄榄说没问题。

    对着满街飘香,我寻思了半天。回到旅馆吃中饭,心里七上八下,越来越不踏实:苏菲花这么大力气,就是让我写这样鸡毛蒜皮的观光记?这个快快乐乐“没问题”民族的问题,我有什么办法能分析?我觉得苏菲并不是让我来体验印度神秘。突然我想起她的话,那假装禅机的句子“愚者不知难,亦不知无难。”这话大有讲究。我没来得及填肚子,就在电脑前坐下写电子信,也学她的神秘腔调。

    “索非索,欲索何索?”

    这时房间里电话铃响了,吓我一跳,我拿起电话,听到苏菲的笑声。

    “什么事啊?摊底牌吧,要我做什么,找谁?”

    “你认为我想找谁?”她反问。

    “你会说是阿难。我当然不会相信。”

    “你如我想的一样聪明。”

    “好吧。到底要我做什么?”

    “就是阿难。”

    “阿难到了印度?怎么可能。难道他真认为自己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?听说他在泰国的寺庙妓院间出没?”

    “我请你帮我在印度找。我和他的事,全世界你知道得最多。”

    或许真是如此。我到香港,苏菲到北京,她都忍不住要好好招待我,请我吃饭,目的却是谈阿难。所以我成了我馋嘴的牺牲品。我不由得对自己冷笑了。

    “印度人口已经到了十亿。你要我这个外乡人找一个人,我去找就是,没问题。但是找不到呢?”

    “去找,就能找到。还没有找,你怎么肯定找不到?”她语气竟然有点生气。

    我想想,摇摇头,这个苏菲肯定疯了。最先她没有直接说让我去追着采访阿难,我以为是开玩笑:她只是让我随意写印度。现在好像整个印度之行的目的全变了,我是来给大款儿苏菲当差!她雇我做私家侦探,用作家的幌子,找她想找的人!

    我重新上街,三条街走下来,印象完全不同了,糟透了:任何东西,一看是黄种人的脸,价格就高出本地人几倍。黄这皮肤是财富的象征,最高级的商店有两类人经常光顾,一是中东石油富豪,二是出国旅游的中国人,价格越是天数,中国人买得越起劲。

    而这些街道之脏,实在无法恭维,街两旁的店卫生条件也不好。店主说,小姐喝水,买封死的听装,价格比瓶装水高,但确保是来自出产地的山泉。瓶装的说不定是假的。

    啊,哪有这么叫卖的?

    平价旅馆都很糟糕,收费还不合理。蚊子嗡嗡叫着满街飞,到处闻得见焦糊的咖喱味。苏菲让我住特价五星级旅馆,恐怕有道理,干净旅馆不容易找。我初到印度,她想保证不让我病倒,病倒了,整个写作计划告吹。摊上切开的西瓜,那水那刀都可能有细菌,只有香蕉这类自带套的水果才保险。小偷可能穿行在人群之中,就在我左右,但这一切并不影响我的情绪,我看不见中国人感觉的出门不安全、处处欺诈勒索现象,可能这个地方的人,连骗人也少一股歹毒劲,一切都充满庸懒闲情和十足的耐心,时间永远都够,一天过得没有停止,再过一天还是这一天,流水流走还会回来。

    我早明白出租车司机载上我这个外国人,故意绕着城跑,既费时又费钱。街里的小巷子涌出臭气,小孩一丝不挂在垃圾堆里打滚,一点也不怕凉风。有人裹了一根脏脏的布条,赤脚跪在路边乞讨,有人干脆睡在路上,病得奄奄一息,走过的人视而不见,生命太贱。

    这天星期四,不过是个日历上的记录,而我感觉已经在这儿经历了许多个星期四。我继续在街上瞎走。从店里买了一杯热滚热烫的印度奶茶,香浓可口。浪漫又有欢快节奏的音乐传来,和我新奇又低调的心情是一对不太要好的姐妹。北京这时候还下大雪,穿厚厚的羽绒衣戴帽子系大围巾,这儿却像二四八月好时节。下午的阳光非常灿烂,照着人暖融融。

    上了一斜坡石阶,又一条街,宽大而望不到尽头,有一连串衣服摊,摊主站着,更多的是坐着,任客挑选衣服。传统工艺小店前人多些,卡片、腊染、织布、木雕、印度教的神,色彩鲜亮,自自然然的大红大紫。路边有扎白头巾的吹笛人,跟着我走,眼睛瞟着我。他魔幻的曲子将让一个女人快乐一世,应该考虑和他私奔,不然北京的一位女记者会笑我没有胆量。可惜我真是没胆量,只能将快乐留给别人。

    凡我经过的地方,眼睛扫到的人,都没有我的目标阿难。

    苏菲指派我找阿难,如同大海捞针。我边走边在心里骂苏菲,疯子才想得出的计划!什么神经发病!大众罗密欧跑了,天下的朱丽叶都吃错了药。怎么想得出来他会在印度?就因为这个唱歌的人心血来潮取了个佛经中的名字!看来苏菲对艺术家还是没有完全看透。

    对疯子,安抚安抚是应该的。

    如果找到他才是真正的目的,那么采访并不重要,我找过了,就好向这个姑奶奶交代:如果真是要采访,见不到他人也一样可以采访,我写了半辈子小说,编这点故事的能力绰绰有余。任务一旦明确,什么都好办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长大的中国人,办一点含混事,说几句双关话,真是小学里就教的看家本领。

    我心里一笑,就已经想好对付的方案,然后坦然做起逍遥的观光客,沿着街边骑楼赏心悦目起来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,我看到工艺小店一旁的墙上有个音乐会张帖,头像占了百分之八十五,面孔很熟,眼睛深凹,长鼻梁,嘴唇紧抿,神情略带点轻蔑的冷意。但是看不清楚:招帖上已经粘了大小不一的纸片。大概是些出租房子、找工作、修家电、医怪病的广告。我尽量撕掉一些,再看那音乐会张帖,我愣了,这不是阿难吗?

    不可能,怎么会呢?

    图像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,照片漫天飞“有点像”不能算数。时间好像是阿拉伯数字,已过去两个月了。我倒吸了一口气:苏菲的指令还没有佛陀的准。我见到过阿难的照片,起码是五年前的,他的面相在中国人中很突出,在印度却像长在许多人脸上。我在张帖前犹豫了半天。招帖上面有几个印地文,这种天书的拼法,我在北京临行时恶补了一小时,现在只好拼命回忆。最后,我看出来了,张帖上写着ananda,不是阿难的拼音anan。不过我马上想起来,阿难既然取自佛经,他如果来印度,当然会用“真名”

    但就这么一点线索,猜不准这个ananda,是不是苏菲要我找的那个阿难。

    中午出旅馆时我已经作了打算,好好看德里,一天时间足够了。下午就去火车站预订票,沿着佛陀的一个个圣境看看,写本相关有趣的书,就对得起自己和苏菲了。

    因此,我中午出来时,还抽身去了德里国立博物馆,很近,就在我住的帝国旅馆旁边。印度文物虽然照片见过,但是面对这么多雕塑还是令我惊讶,犍陀罗风格的黑岩行佛造型流畅写实,笈多王朝时期的佛头虽然是从雕像上断裂下来,但美丽而沉静。早期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印章,我看了又看。印单上刻着动物和巫师和图腾。公元十八、十九世纪的唐卡,金、银、青三色,也是漂亮眩目。这个民族够艺术的。

    我走到三楼,人并不多,但警卫隔几米就有一个。佛陀肩骨舍利,居然有黑色舍利,大小不一地保存在一座泰式寺庙风格的玻璃柜里,华丽的投射灯光打在金碧辉煌的展示柜上。感觉是走在珠宝店里,没有佛家的清净和尊严,赶紧撤出来。我找到一个店,喝了一杯茶,歇了一口气,正想课已经上够了,准备去订火车票。不想,在街上看到这张过期的音乐会广告。阿难突然凌虚显身,让我手心额头发凉。这么说,苏菲并非完全捕风捉影,她的话“去找,就能找到”也不完全是大小姐发脾气。我脑子开始糊涂起来。

    或许,该打消去火车站订票的念头。

    我很想将面前的广告撕下来,可是不敢造次。在中国自然而然的事,在这里倒要三思。阿难并不像在妓院鬼混的人,的确像在寺庙里住过的人,眼睛清亮,一般人没有这么一双眼睛。看着他棱角分明的嘴唇,我心里骂了一句,转过身,背对他,不得不承认他的嘴唇性感。

    我曾经感兴趣他的许多事,前几年也记得非常牢,去年开始有点淡漠了。这小子该是四十八九的人,如果1950年出生,那么是五十岁。可是这张广告上这小子看上去只有三十七八,最多只有四十的样子,头发留得极短,是和尚头。

    女人不同,女人天天变,四年一个代沟,无法视而不见。比如我,三十九岁,再也见不到我十八九岁时的眼睛。那时有担忧和恐惧,但仍是一尘不染。要使眼睛清亮,心首先就得清亮。现在我的心已经不可能清亮。干我们这一行的,对任何人任何事,都要警惕。对人世处处设防,眼睛就得罩上防护套——没有人能猜出我的心思。

    我反身再看照片,我觉得不可能是他:阿难眼睛绝对不会依然清亮。

    我记得不错的话,他在北京上小学中学,在云南当过支边青年,1977年恢复高考上音乐学院,后以生病为原因退学。原来应当有个本名,总不至于生下就叫阿难。我听说过他的真名,过耳之风,暂时忘了。

    80年代初他组成自己乐队“自我学习”参加在北京的一些“地下”音乐小餐馆小旅馆及俱乐部中演出。我记得当时他的乐队中有一名西班牙贝司和德国的吉他手,那时我对此很不以为然,认为是拿几个西洋流浪艺人卖野人头。

    我有他的两盒音乐磁带:长河不落日和烟花雨印象。这两盘带子如此不同,我不明白这怎么会是一个歌手推出的?

    长河不落日是典型的西方摇滚。那时大家都摇滚,而且都重金属。可是他的乐队的摇滚就是比别人地道,乍一听,完全听不出是东方人做的,彻彻底底的西方刺激。在当时“自我学习”与唐朝、眼镜蛇,add,号称中国摇滚四大乐队,我觉得只有“自我学习”可以乱真。

    1990年开始在香港、东南亚、日本及国外举办首次个人演唱会。

    1990年推出第一张cd专辑我不会在乎。

    苏菲认识阿难时是80年代初,当他在地下音乐圈子很火爆的时候。她是第一个采访他的香港记者,当时就写文章评论他气质反叛,个性突出,有自己的理念和乐感。尤其是他的歌词敢于展示敏感的话题,比如自由与性,对于经历过共和国种种劫难的几代人说,有着唤醒他们心灵的力量。

    我收集过阿难的音乐,原带录制的质量就不好,借来翻录,

    质量就更差,但是他的重金属听起来使人心浮气躁,只是因为人人都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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